§ 纽约，Payne Whitney精神病诊所（2/2）

人类试图飞向月球，但是人却不关心自身的心灵，这方面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了。（对了，这其实是《不合时宜的人这部电影的原始主题，但是没人注意到。也有可能是因为剧本一改再改的原因，而且导演上也有问题。）……我知道我将永远不会幸福，但我可以快乐一些！我跟你说过的，卡赞认为我是他所认识的女人中最快乐的一个。相信我，他认识的女人可多呢！他爱我爱了一年，有一天夜里我感到非常焦虑，他轻轻地摇着我直到我睡着。他还建议我去做心理分析，也是他要我和李·斯特拉斯伯格一起合作的。

这句话是不是弥尔顿写的？“幸福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我认识至少有两位精神科大夫更为乐观。

今天，3月2日早晨：昨晚我没合过眼。昨天，我忘了跟你说一件事：当他们把我安顿在七楼一号病房时，他们没有告诉我这是在精神科。克里斯大夫跟我说她第二天会来看我。他们给我做了个体检，甚至检查了我的乳房，确认我没有乳房肿块。我提出了抗议，但我没使用暴力，我跟他们解释说一个月前，那个叫Lipkin的呆子医生让我入院的时候，已经给我做过全身检查了。后来，护士来了，我要她解释为什么房间里没装应急铃，她告诉我，这是在精神科病房。她走后，我穿好衣服，这时我遇到了要我打电话的那个女人。我正在电梯门前等着，这扇门和其他门一样，没有把手也没有门牌号。你瞧，这些东西都被撤掉了，就像在噩梦中或者卡夫卡的中一样。在那个女人跟我讲了她对自己做的事情以后，我回到病房，心里知道在打电话的事上他们骗了我。我又想到了“割”这个词，我坐在床上想，如果我是在上戏剧课，要我就此即兴表演，我该怎么办？于是我想“船到桥头自然直”。我承认我的“船”有点过了头，但是这个想法我是从我拍过的电影《今晚请来打扰我中得到的。我拿起一把椅子故意朝玻璃窗砸去，但很费劲，我这一辈子还没弄坏过什么东西，除了我自己……(笑)。就像那些剧本里所写的那样，砸过去的椅子发出一声巨响，其实只是砸坏了一点点儿玻璃而已。我砸了好几次，终于弄到点儿碎玻璃片藏在手里，然后我就安静地坐了下来，像个听话的小女孩儿似的。他们听到声音后进来了，我对他们说，既然他们把我当疯子看，那我就像疯子一样行事。应该承认，后来发生的事很好笑，活像我在电影里表演的那样，当然电影里拿的是刮胡子的刀片。我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放我出去，我就割断自己的静脉……其实我根本不会这么干，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演员，我绝不会在自己的身体上弄上什么印记或伤口，我太爱自己的身体了。他们想让我扔掉玻璃，我当然不会配合他们，于是他们找来四个大块头（两男两女）把我抬到楼上。一路上我一个劲儿地哭，他们把我关进了刚才跟你提到过的小屋子里。其中一个不怀好意的女人命令我洗个澡。我说我刚洗过，她跟我说每换一个地方都得再洗一遍；而那个活像中学校长的院长（虽然克里斯大夫称他为“管理者”）摆出一副心理专家的样子问我话。这个看不起病人的家伙，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我说我病得非常非常厉害，已经病了好多年了，还对我在如此消沉的精神状态下能够继续工作表示惊讶，他认为这样会糟蹋我的表演。我告诉他，葛丽泰·嘉宝、查理·卓别林和英格丽·褒曼在工作期间也都可能抑郁过。我觉得他这么说，就像说一个像迪马乔这样的冠军①在心情压抑时也不会开一枪一样愚蠢。

对了，我有个好消息，我总算派上了点儿用场，乔说他听了我的指点，去看了心理医生，结果救了他的命。他说和我离婚后他又去治疗过，他还说如果他是我的话，他也会提出离婚的。为了庆祝圣诞节，他给我寄来了一大堆圣诞红。这太让我惊喜了！当花送来的时候，我的朋友帕特·纽康姆正好在，我问她是谁送来的，她告诉我：“里面有一张卡。等一下……最衷心的祝福，乔。”我对她说：“只有一个乔。”那天是圣诞夜，我打电话给他，问他为什么送我花。他说：“首先是为了让你给我打电话。而且我不送给你的话谁会送呢？你在这世上只有我。”他还说要找个时间一起去喝一杯。我问他：“你从来不喝酒的呀。”他说他现在偶尔会喝上一口，我答应了他，但让他一定要找个灯光柔和的地方。他问我圣诞节准备干什么，我告诉他我跟一个女性朋友在一起，他说他会来看我。我非常高兴能见到他，尽管我很消沉，动不动就想掉眼泪。我看就写到这儿吧，你还有其他事情要做，谢谢你听我倾诉。玛丽莲

在她的秘梅·瑞伊丝打好字的信纸上，玛丽莲又手写了几句话：“有一个人，一个很亲爱的朋友，以前每当我提到他的名字，你总是一边捋你的胡子一边朝天上看。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温柔的朋友，非常温柔。我知道你不这么看，但我相信我的直觉。虽然像一个没有明天的故事，但我以前从未经历过，即使是现在，我也一点儿都不后悔，他在床前是那么的亲切。我没有伊维斯·蒙坦德的消息，但我无所谓，那种强烈的、温柔的、美妙的回忆留在我心里了。我现在差点儿要哭出来了。”

格林逊给玛丽莲写了一封回信，但他没有把信寄出，因为他想最好还是叫克里斯采取行动让她出院，以后再分析她的来信。我们在他的档案里找到了这封短信。

亲爱的玛丽莲：请不要指望我去指责或谴责那些治疗过你或正想治疗你的人，尤其是我的同事和朋友玛丽安娜·克里斯。现在的事情是，你没有疯，但是如果你在那儿待下去的话，你肯定会发疯。医院是一个你流产失去孩子的地方，也是一个医治你的抑郁或自杀倾向时，会让你回到孩提时代的地方。

玛丽莲再也不想见到玛丽安娜·克里斯了，但不知为什么，克里斯的名字仍然保留在玛丽莲最后一份遗嘱的财产继承人名单里，这份遗嘱是她进PayneWhitney医院前三周写的。克里斯后来承认自己做了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其实我并不想这样的，可我却做了”。她仍然会和格林逊以及安娜·弗洛伊德就她这位老病人的情况互通信息。

初春时节，玛丽莲决定回加利福尼亚，并在那里恢复了心理治疗。她求格林逊当她的“全天候”医生，格林逊不太愿意。5月份，玛丽莲又返回纽约，每天通过电话和格林逊交谈。格林逊向克里斯夫人描述了他的治疗安排：“我特别小心，不让她感到孤独，否则她又要沉溺于药物之中，并与那些会对她产生杀伤力的人接触。这些人会和她形成一种施虐和受虐的关系……这种方法一般只用来治疗那些需要建议和关爱，不够坚定的未成年少女，现在看来对她非常适用……她说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渴望住在洛杉矶，因为这样她能找我说话。当然，她有时候仍会突然失约去棕榈泉找①看病，这时候的她就像对待父母一样的不忠诚……”

几天后，玛丽莲从纽约打电话给她在加州的心理医生，说她最终还是决定回洛杉矶定居。这是她出生的城市，是她本来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在那死去的城市，却是她最终死去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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