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拾柒章（1/2）

我和安藤恭弥坐着马车穿越雪地和小镇，沿着铁路线一路向南，总算在一处偏僻的无名小站坐上了火车。

因为我的腿伤和发烧，安藤恭弥只得提前辞别医疗队的同事。

与我们同行的是一位家中急事急于返回的修习医师，中国人，名为李玄梧。老家奉天，二十五六岁的模样。一副圆框黑眼镜，说话亦文质彬彬，因为在日本多年留学的关系，可说得一口地道的关东调。

火车上挤满了搭乘南满铁旅大支线的老百姓，其中混乱夹杂着日本人、俄国人、朝鲜人、印度人。

在这浮华的红尘俗世，人们都是极好辨认的。

注重打扮的日本人、宽眉深目的外国人、神色永远是最复杂的中国人。

假如其中有你一眼无法分辨的人，那么多半亦会被巡逻的保安队当作敌特一类的份子盯上。

这成了默认的现实，于是每个人都是粉墨登场一本正经的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安藤恭弥是个热心肠的好医生，刚坐下不久便去为一位隔壁三等车厢中严重晕车的中国老农夫送药。

于是整个长位上仅剩下我和李玄梧。

对我的身份，安藤暂时用远亲来掩饰。

李玄梧点着头，一路皆很少话。

而我始终在发烧，所以彼此亦没有太多深谈。

因为我打着吊瓶的关系，他受了安藤的拜托，来为我换针。

我很不好意思麻烦他，日本对孩子的传统教育便是，在任何场合都尽量不要麻烦别人，一旦迫不得已，也定要真诚道谢。

李先生放下回礼道：“这没有什么，你不用谢我。我是个医生，照顾病人是应该的。”

他说完便坐回了原位，捧起书继续读起来。

那是一本《新字典》，字典尾页标注着“中华民国四年五月初版，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国难后第八版”。

我不由得疑问道：“李君，您的字典是在外国买的呢。一定很珍贵吧。”

李先生肃容道：“这是我在自己的国家买的，怎么会是国外。”

那刻，我第一次发现他的文质彬彬几近是种冷淡的拒绝。

我不知哪一句冒犯了他，只好陪笑。

“这是中国的字典，我是中国人，包括这里——满洲，亦是中国的土地，而你们这些日本人，才是异邦人。”

这样的话小时候不曾听过，因为在父亲和老师的教育中，满洲是日本的友好邻邦，是“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在这里，人们不分种族性别的快乐生活，是教科书上所谓的“极道乐土”。

尽管后来我发现，事实并非宣传的那样好，但是，我仍旧坚定的认为这里是我的故乡，我不曾伤害任何人，却总是被排挤。

看来无论是在日本本土，还是满洲，我都是只个“异类”。

在发现善意的笑容并不能改变对面那个人对我莫名的排斥和敌视后，我只得讪讪转头。

安藤恭弥这时走了回来，似乎听到了最后一句。

我没有看到他的表情，但他的声音却是前所未有的严肃：

“李君，我看到巡逻队还在前面的车厢摇晃，请您务必收好这本书，毕竟是非常时期，不要因为一些不恰当的言论做了意气之争。”

李玄梧没有再言语，但是我听到了他收拾行李的声音。

火车在一天一夜后抵达了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

“大连”来自于俄语：Далянь——意为远方，一个远离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城市。

这个明清时被称为“青泥洼口”的海港地方，因十九世纪末的军事化建设才成为小镇。1897年，俄国人开建了这个城市。当时沙俄设计师揣着法国巴黎的城建图纸想在东方再造就一个以广场为主的城市，于是就来到了中国大连，为她起名“达里尼”，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于是占领了这个城市，并将“达里尼”音译成了汉语的“大连”。

1931年，满洲国成立后，大连旅顺及石河以南并称“关东州”。意为位于山海关以东。

冥冥之中，仿佛注定了这个城市的百年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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